“好。”陆容谦道，“到时候重点保护江上集团的人，还有江上集团对手公司的人，一定要留意他们有没有按时进入会场、中途要是离会是去哪里，尽量避免让他们前往天台、地库、没有人的卫生间这些高风险地方。”

秦锐道：“你觉得这次的行动目标，还是江上集团的人？”

“可能性不小。”陆容谦思索着，“……毕竟离李明轩被害，也就隔了半个月。要是这次的‘目标’和李明轩完全没有关系，这个杀手的作案频率会不会太高了？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，绝不能排除其他可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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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刑事调查局大楼出来往北边走，走过三个街区，是一片“待拆迁”的城中村。城中村处在北江市中心黄金地段，寸土寸金，大家见面就谈哪里哪里拆出了一平米多少万、自家这套房子能值多少钱、补偿款低于多少坚决不搬，却一点儿也不妨碍他们每天在房子里养花种草、烧火做饭、做小买卖。

在华斯年看来，这片城中村人口密集、产权复杂，地处市中心，又没有挨着什么交通要道，短时间内是很难被拆迁的，于是每个月花2000块钱，从一个二房东手上租下了一套30平的顶楼。

二房东是村集体有头有脸的混混，从好几个村民那儿低价租来多余的房子，然后转租给着急用房的“外地人”。

一开始，他只想租给那些不愿透露身份的“困难人士”，不签合同、不看身份证、更不检查房间，只要愿意提前付一个季度的钱，谁都可以住进去，住进去做什么都可以；后来才发现，自己只看到房子在市中心，没看到隔着三个街区就是警察局，这个生意并不好做，才不情不愿地把房子租给外卖员、农民工、小老板……

三个月前，当他看到灰头土脸、身形畏缩、眼神躲闪的华斯年出现在面前，犹犹豫豫地表示自己身份证掉了、还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补起来的时候，简直喜形于色，表示自己不需要身份证，然后把价格翻了个三倍。

华斯年“咬牙”租下这个“天价房”，躺在出租屋的破木板床上休息的时候，总算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。

不错，就像他监视着李明轩一样，他也总觉得有人监视着他。不过，他理性地分析一下，判断这种“无时不刻被监视”的感觉，实际上是出于精神疾病。

无论是真的被人监视了，还是精神疾病，租两个房子对他都有好处——一个房子在市郊的高级小区，生活不算方便，好在安保到位、离听澜阁比较近、装修得像五星级酒店，符合他华斯年的身份，把人带过去也不寒碜；一个房子则在市中心的城中村，城中村里不仅没有保安，连摄像头都没有几个，满足了他对隐秘感的需求。

在会所登记的、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、在购物软件上登记的、在SCIB特别犯罪调查局登记的，全是第一个住址。

除非有人真的跟踪他，或者在他身上放置什么GPS定位装置，否则不会有人知道他的第二间出租屋。

现在，他身上的确有定位装置——那枚植入到他锁骨下的生物芯片，不过无所谓，只要他不开启信号发射功能，芯片就不会把他的定位信息发给SCIB。

况且，当他那天早上离开刑事调查局大楼、打车回“家”、中途却“跳车”跑进城中村、换上隔壁外卖小哥的外套、借了外卖小哥的电驴、去李明轩家偷硬盘、最后又给陆容谦逮住时，他就当他的第二处住所已经暴露给了SCIB。

根据他超凡的记忆力，SCIB并没有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搜查他的屋子，所有的物件都没有被挪动过，一毫米的位置变化都没有。就像他想的那样，他并不重要，警察不会在意他的住所，黑恶势力也不会，觉得有人监视他纯属精神病。

城中村的出租屋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地方，无论怎么拖怎么擦，总有一种黄澄澄黏糊糊的感觉。

水泥墙上刷着白灰，年头久了，白灰已经发黄，有的地方鼓着包，用手指一摁就会掉下一小块。窗户玻璃也发黄了，上面贴着陈年的旧报纸，导致照射进来的光线永远是昏黄的。床是一张一米二的铁架床，床板由五块长短不一的木板拼成，上面铺着鼓鼓囊囊的棉褥，同样发黄了，有一股馊味。

出租屋的一切家具都乏善可陈，但也算“五脏俱全”，华斯年最满意的卧房里还有一个老式的梳妆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