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屿答应了,他拿着通知书看了半天,最后去教务处签了字,办了手续。签证那边学校帮着办,不用他操心。出发的日子定在下个月中旬。
走之前的那几天,他把合租房的东西收了收,该扔的扔。他打开手机,翻到雷刚的对话框,最后一次了,“我走了,去美国,你别来了。”
雷刚收到消息的时候在剧场后台。侧幕条上面那盏追光灯坏了两天了,老周爬梯子上去看过,说是灯泡烧了,换了新的还是不亮,估计是线路的问题。
这一个礼拜他没敢联系苏屿,苏屿也没联系他,他之间已经彻底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他回到火车站附近的旅馆,住了一夜,第二天一早就坐高铁回了上海。
没想到再次跟苏屿有联系,就是这条消息。
“啪。”那盏追光灯亮了,打在空荡荡的观众席上,但他的世界从此变得灰暗了。
苏屿到美国的第一天,就后悔了。在飞机上坐了十几个小时坐得腰酸背痛,推开公寓门,看见那间比他在北京的卧室还小的屋子。厨房在门口,转个身就能撞到灶台。卫生间小得像个鸽子笼,淋浴头和马桶之间的距离,得侧着身子才能过去。卧室倒是有一扇窗户,对着一条巷子,白天也是黑黢黢的。
苏屿拖着行李箱呆站在门口,足足有五分钟。然后他深吸一口气,把箱子拖了进去。
头一个月是真难。难到什么程度呢,苏屿以前觉得自己的生活够苦了,十几岁一个人出来闯,住过地下室,吃过泡面就凉水,还时不时在网吧里过夜。可到了美国才知道,以前那点苦,顶多算个热身。
语言是第一道坎。苏屿英语不好,高考那点底子早还给老师了,后来在也没捡起来。终选面试的时候靠张老师指导,又有作品撑着,稀里糊涂就过了。
真到了课堂上,老师一开口,他就傻了。语速快,口音杂,还夹杂着一堆专业术语。苏屿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手里攥着笔,眼睛瞪得溜圆,像个听天书的傻子。一节课下来,笔记上画的全是问号。
这个动作叫什么来着?老师刚才说的是左腿还是右腿?下周交作业还是下下周?
旁边的同学好心,把自己的笔记借给他看。苏屿接过来,翻了两页,更懵了。手写的英文,跟鬼画符似的,还不如自己听呢。
他就只能课后啃课件。每天上完课,别人去食堂吃饭,去健身房,去派对,苏屿回公寓,泡一碗泡面,打开电脑,一个词一个词地查。
查一个词,记一个词,忘了,再查。
苏屿就把单词写在手上,写在胳膊上,写在便利贴上贴满一墙。做饭的时候背,蹲马桶的时候背,练功压腿的时候嘴里也念念有词。
有一回练功压腿,他嘴里还在念叨着,旁边一个美国同学凑过来,一脸困惑地问他是不是在念经。苏屿脸一红,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文化差异是第二道坎。美国人的直接和热情,让苏屿很不适应。
走在路上,陌生人会跟你打招呼。超市里的收银员会跟你聊天气。同班同学第一次见面就给你一个拥抱,笑得露出八颗牙,好像你们认识了十年。
苏屿每次都僵着身子,他不是不礼貌,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。他跟人打交道有自己的一套节奏。熟的人怎么闹都行,不熟的人就保持距离,冷着一张脸,谁也别来烦我。
可在美国不行。你冷着脸,人家觉得你不高兴。你拒绝了一次聚会邀请,人家下次就不叫你了。不是记仇,是真的以为你不想来。
苏屿就硬着头皮去了两次。
第一次是开学派对,一屋子人,音乐震得地板都在抖。苏屿站在角落,手里攥着一杯可乐,站了一个小时,跟三个人说了话,加起来不超过十句。回家的时候他只觉得累得慌。
第二次是小组作业讨论,约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。美国人讨论问题也直接,想到什么说什么,谁也不给谁留面子。苏屿提了一个想法,被一个金发女生当场否了,说得头头是道。
苏屿坐在那儿,艰难地听那个女生说完,然后点点头,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说:“你说得对,我再想想。”
出了咖啡馆,风一吹,苏屿忽然觉得有点委屈。他到底为什么要来美国。
训练强度是第三道坎。苏屿以前觉得自己够拼的了,每天练到腰酸背痛,膝盖肿了也咬着牙继续。可到了美国才知道,什么叫真正的高强度。
早上六点练功,先跑三公里热身,然后是一个半小时的基训,中间休息十分钟,接着是两小时的编舞课。下午是现代舞技术课,上完了还有排练。晚上十点,排练室才关灯。
苏屿第一天去,练到中午就快吐了。他蹲在排练室门口的走廊里,手撑着膝盖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额头上的汗往下滴,在地板上砸出一小片湿痕。
旁边一个黑人姑娘递过来一瓶水,笑着说:“Welcome to hell.”苏屿接过水,喝了一口,呛得直咳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