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子就这么过着。

苏屿住进了雷刚的出租屋——准确地说，是“员工宿舍”。他睡卧室，雷刚睡沙发。两个人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：苏屿负责做饭和收拾屋子——他受不了雷刚做的饭，第三天的时候就接管了厨房、雷刚负责采购和重体力活——搬东西、修设备、跟房东和物业打交道。

他们形成了固定的生活节奏。早上七点半，苏屿先起来，洗漱完毕后开始做早餐。通常是白粥配小菜，偶尔做蛋饼或者面条。雷刚八点起来，睡眼惺忪地坐在折叠桌前，等着吃现成的。他一开始还觉得不好意思，后来就习惯了。

早餐的时候，两个人通常不怎么说话。苏屿是天生话少，雷刚是没完全醒——他这个人有个毛病，早上醒来后需要至少二十分钟的“开机时间”，在这之前他说的话基本都是胡话。

有一天早上，雷刚半睁着眼睛坐在桌前，看着苏屿端着一盘蛋饼走过来。苏屿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，领口比较松，他弯腰的时候领子往下垂，露出一截锁骨和肩膀的弧线。晨光从窗帘缝隙里射进来，正好照在他身上，冷白的皮肤在光线里像一块温润的玉。

雷刚迷迷糊糊地说了句：“你长得……好好看啊。”等他清醒过来之后完全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。

苏屿买了一套基础的调料——盐、糖、酱油、醋、料酒、花椒、八角——按使用频率排列在灶台旁边的架子上。他做饭的时候会提前把所有食材切好，放在小碗里备着，然后按顺序下锅。

他做的菜很好吃。不是那种浓油赤酱的重口味，而是清淡的、尽可能保留食材本身的味道。苏州人的口味——偏甜，讲究鲜。

雷刚吃了几天之后，觉得嘴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。于是有一天趁着苏屿去剧场了，他偷偷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，做了一锅猪肉炖粉条。

他还是自称这是自己的拿手菜，不过又向老周请教了一下。五花肉切块焯水，加酱油、八角、桂皮炖一个小时，然后下粉条和白菜，再炖十几分钟。

苏屿回来的时候，满屋子都是猪肉炖粉条的味道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桌上那锅冒着热气的炖菜，表情微妙。

“你又做了……猪肉炖粉条。”

“对！我的保留节目！”雷刚兴冲冲地给他盛了一碗，“你尝尝，这绝对是你在上海吃过的最正宗的东北味儿。”

苏屿坐下来，夹了一块五花肉放进嘴里。肉炖得很烂，入口即化。肉不腻了，汤不油了，粉条有了弹性，酱油的咸鲜和冰糖的甜润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醇厚而温暖的底味。蒜苗的清香在最后关头飘上来，画龙点睛。

“你上哪儿进修了，不会专门报了个班吧？”

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直白地夸雷刚——呃，好像也不怎么直白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喽。

雷刚心里美了一下：“我按照老周的做法来的。焯水之后用热水冲一遍，去掉多余的油脂和杂质。酱油减半，用冰糖代替白砂糖提色。粉条在最后十分钟下锅，不要提前。出锅之前加一把蒜苗，增香。”

“行，你以后就跟着老周拜师学艺吧。”

小区里的人渐渐也认识了苏屿。

楼下的王大爷，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工人，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在楼下遛他的京巴狗。有一次看到苏屿从剧场出来，好奇地问了一句：“小伙子，你就是刚子那个新同事？”

苏屿点了点头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

“二十四！”王大爷咋舌，“我刚子都三十了，你跟他差着辈分呢。他那个人啊，心好，就是没正形。你跟着他干活，别太实诚，用点巧劲。他让你搬东西你就搬，让你扛沙发你也扛？他那腰不好也天天自己——”

“王大爷！”雷刚从楼上探出头来，“我腰好着呢！您别败坏我名声！”

“你的名声还用败坏？”王大爷朝楼上喊了一句，然后回头跟苏屿嘀咕，“你看，就这样。嘴上不饶人，其实心软得很。上个月我京巴生病，他大半夜帮我抱着狗去宠物医院，花了二百多块打车费，到现在也没管我要。”

有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，雷刚和苏屿坐在舞台边上喝啤酒。

剧场空了，只留了一盏工作灯。在舞台上方三米处，投下一圈暖黄色的光。舞台下面的观众席隐没在黑暗中，像一片沉睡的海。

雷刚喝了一口啤酒——雪花勇闯天涯，四块五一罐——叹了口气：“你知道吗，我刚开这个剧场的时候，想着三年之内做到上海小剧场前三名。五年之内，能让邻里八乡都叫个好……现在四年了，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”

“我在文工团那会儿，说相声说得还行，团里想留我。但我那时候年轻，觉得一辈子待在体制内太没意思了，非要出来闯。”他晃了晃啤酒罐，“结果闯了四年，就待在一个地下室的破剧场。你说我是不是脑子有病？”

“不甘心的人才会折腾。”苏屿说，“谁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折腾成功呢。”

雷刚笑了一下：“哎哟，苏屿同学，你今天话挺多啊。是不是啤酒喝多了？”

苏屿没理他，继续喝啤酒。小口小口地抿，不像雷刚那样大口灌。

“那你呢？”雷刚问，“你不甘心什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