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件比涨租、刷差评、派人起哄都更阴损的事。

那天是周六早上。

苏屿一个人去菜市场。

这已经成了他的固定行程。每周二、周六早上七点出门，沿着弄堂走到外面的马路上，拐进那个露天早市。先去第一个摊位买豆腐——那家的老豆腐是用卤水点的，比石膏点的好吃；然后去第三个摊位买青菜——那家的青菜是本地农民自己种的；最后去肉铺买五花肉——要五花三层的，肥瘦均匀。

雷刚本来要陪他去的，但昨晚剧场的一场演出出了问题。投影仪的灯泡烧了，老周一个人搞不定。雷刚凌晨两点还在修，早上起不来。

苏屿说：“我自己去。”

雷刚翻了个身，嘟囔了一句“注意安全”，又睡了过去。

苏屿出门的时候天刚亮透。七月底的上海，早上七点已经有了暑气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T恤，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帆布鞋。在拼多多上三十九块九买的，鞋头有点硬，但穿着还算合脚。

弄堂里很安静。偶尔有一两个早起的老头老太太拎着菜篮子往外走，跟他点个头算是打招呼。苏屿不太说话，但住在这附近两个月，面孔已经熟了。卖豆腐的张婶看见他就笑：“小苏又来勒？老豆腐两块，给你切大块点。”

又在一个推车的小贩那里买了四个馒头，雷刚喜欢吃馒头，说大米饭不顶饿，“一个馒头能顶两碗饭”。

菜装在一个蓝色的布袋子里。布袋子是雷刚从超市顺手拿的赠品，上面印着“XX银行理财首选”。苏屿提着这个布袋子往回走的时候，阳光刚好从东边照过来。

他走到早市出口的时候，停了一下。

跳舞的人对视线很敏感。在舞台上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观众的目光落在你身上的哪个位置——腰、腿、脚踝。这种敏感在日常生活中也适用。

此刻，他就感觉到了两道视线。

从左边来的。

他的脚步稍微慢了一点，余光扫过去。两个穿黑色POLO衫的男人站在一个卖水果的摊位旁边，假装在挑橘子。

他走到早市外面的一条支路上时，被拦住了。

这条路比早市窄得多，两边是九十年代的居民楼，楼下停着电瓶车和自行车。路上人不多，一个骑三轮车的收废品老头刚拐过弯，对面一个穿睡衣的大姐在遛泰迪。

高个子从后面快步跟上来，绕到了他前面。矮个子从侧面靠过来，不紧不慢的，像两只猫围住了一只老鼠。

“苏先生？”高个子笑了笑，“赵哥请你去坐坐。”

苏屿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周围，支路上没什么人。远处早市的嘈杂声隐隐传来，卖鱼的吆喝、电瓶车喇叭、讨价还价的声音，混成一片模糊的背景音。遛狗的大姐已经走远了，背影消失在弄堂拐角。

“我跟赵哥没什么好谈的。”苏屿说。

“赵哥说了，就聊几分钟。怎么也是老东家是不是，在你这这么点面子都没有吗？”矮个子在后面说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就在前面那个茶馆。聊完了你该干嘛干嘛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他说，“如果赵哥有事，让他自己来找我。”

高个子的笑容收敛了一些。

“苏先生，赵哥给你面子——”

“那个面子我不需要。”苏屿不想听他废话，指节打断了他。

高个子和矮个子对视了一眼。

然后高个子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
“赵哥，他不来。”

对面说了几句话。高个子听完后，挂了电话。他的表情从那种假惺惺的客气变成了不耐烦，嘴角向下撇了一下，像是在说“非得来这套”。

“赵哥说了，”他开口，“既然苏先生不愿意去茶馆，那我们就在这儿聊。”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。

信封是牛皮纸的，鼓鼓囊囊。他把信封打开，把钱抽出来——百元大钞，红色的，在早晨的阳光下刺眼得很。他在苏屿面前晃了晃，纸币发出“哗啦哗啦”的声音。

“那两万三的培训费。赵哥说了——你跪下来道个歉，这事就了了。他还能大人不记小人过，把你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了，怎么样？”

苏屿看着那些钱。

早市的嘈杂声从远处传来。一个骑电瓶车的女人从他身边经过，差点蹭到他的胳膊，嘟囔了一句“让一让”就骑远了。收废品的老头在巷子口喊“旧报纸旧纸箱有没有”，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。

在上海这种城市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。别人的麻烦，看一眼就够了，不值得停下来。

苏屿站在原地。

“不用了，我也想要你的钱。”他说。

“不用？”高个子笑了，“这是你说不用就不用的吗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我是没想到有人，不仅还不上钱，还能摆出这么理直气壮的态度？”

“怎么在刘总那边不是挺硬气的么？这才走了几个月就又找上男人了，这么欠操吗？矮个子也在旁边帮腔，“早知道这样，你跟了刘总不好么？不比你现在这个有钱，还没有这档子事儿？”

他说着把钱往地上一甩。

“不过，你也挺没种的，装得多么誓死不屈，结果捅了篓子还是只会往人背后躲，像什么样子呀。”

红色的百元大钞散落在泥地上、菜叶上、一摊积水里。有几张飘到了路边的排水沟旁边，被清晨的露水打湿了边角。风把一张吹到了苏屿的脚边，红色的纸币贴着他的白色帆布鞋。

“捡起来吧，今天辛亏来的是我们两个好说话的。你把姿态做足，”高个子说，“捡完了，道个歉，我们就让你走人。怎么样，简单吧。”

“你如果还是不识好歹的话，过两天赵哥在换个人来，就不是今天这个说法了。”矮个子轻蔑地说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