巡演间歇的第三天，阮棠把剧本还给她。

本子用牛皮纸信封装着，封口没有粘，只折了一道。闻笛接过来，指尖碰到纸面，比去的时候厚了一点，阮棠在里面夹了一张便签，上面一行字，圆而稳，是阮棠的字：

“推荐去剧协读稿会了。本子的事，跟组里没关系，你自己去。”

闻笛把便签看了两遍，才抬头：“读稿会？”

“剧协每季度一次。新剧本，演员试读，底下坐剧院和资方。”阮棠靠在化妆台边，卸妆油的味道混着走廊飘进来的灯光味，“你的本子我看了两遍。第一遍看故事，第二遍看你怎么写的。它有一种……等得起的东西。”

“等得起”三个字，闻笛记了一下午。

她不是没有机会。六年里，她投过七次稿，退过七次。最早那几年，退稿信里还会写两句客套话，后来就剩一个章。三年前有一笔匿名的钱，把本子搬上过一个小剧场，只演了三场——没有评论，没有观众席上的讨论。她坐在最后一排，自己听完了自己的戏。

那是她最后一次把它拿给人看。

直到今天。

下午两点，她出门。帆布包里是那本磨了边的剧本，铅笔盒里躺着一支削好的铅笔。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，翻开封面，白纸，手写的“闻笛”两个字，下面一行小字：第七稿。

她本来想改成“第八稿”。

想了想，没有动。

它已经等了六年，不必再改了。

剧协二楼的小会议室。白墙，长桌，空调嗡嗡地响。

这里没有舞台，没有幕布，连一面能反光的墙都没有。闻笛坐在长桌末位，剧本摊在面前，封面朝上。她指尖在纸边轻轻摩挲，指腹蹭过页角的毛边——那是她改第七稿时反复翻出来的。

前面几个本子都读完了。有被夸的，有被温和地否掉的，有编剧自己红着脸争了两句的。会议室始终维持着一种礼貌的温度，像一台调试好的机器，各归各位。

轮到她了。主持人刚开口：“下一位，闻笛老师，”

坐在长桌中段的一个中年男人伸手，把她的剧本拿了过去。

他姓孟，剧院的投资人。来之前阮棠提过一句：“孟总说话直。”

孟总翻了两页，停住，把封面翻回来。

“闻笛？”他念出那个名字，语气平平，“就是《第四面墙》那个场记？”

“是。”闻笛点头。

“场记写的本子？”孟总把剧本放回桌上，指节在纸面上敲了两下，“我们这儿一年收几百个本子，能上台的，十个里挑不出一个。”

旁边有人笑了一声。很短，像空调管道里漏出的一口气。

主持人想打圆场：“闻笛老师虽然在场记组，但她的本子，”

“她的本子，跟纪导的戏有什么关系？”孟总打断他。语气里没有恶意，只有一种公事公办的直，“我是问，这间屋里，有谁看过这个本子？有谁能替它说一句？”

满室安静。

空调嗡嗡地响。没有人接话。

闻笛坐在末位，手指停在剧本边沿。那个她写了七稿、改了七稿的位置。她很清楚孟总在问什么：这个本子能坐进这间屋子，是不是沾了某人的光。她也很清楚，此刻只要说出“阮棠姐看过”四个字，这间屋子里就会有人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