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迟到的正义，已非正义

闭眼时好像还是初春，怎么一睁眼已是深秋了，一年又快过去了，回首这一年，我成长了。曾经身处低谷，现在怎么走都是向上的，没有谁生来自带铠甲，但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无坚不摧。

第二次的社工报告，换了一位新的女社工，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，这位女社工说话简洁明了，行动敏捷迅速，浑身散发着干练的气息。

她工作特别的认真，第一次相约在她办公室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的身影在办公室里来回穿梭，手中的文件夹不停地交换位置，她的脸上写满了认真和专注，不愿意放过每一个细节。

有了上次的经历，我没有将希望寄托于她身上了。我只是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将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想法写成邮件发给了相关部门。

尽人事知天命，不论结果是什么，我都能接受。

社工还是那一系列的流程，找我们双方单独了解、家访、参与探视、与小孩子分别聊天最后再观察小孩子与我们双方各自的互动。

我积极配合，也将自己所能想到的问题尽可能详细地告诉社工，她依然非常地谨慎和认真，她眸光如电，目光坚定自信，即便是面对我们这种复杂和不寻常的case，也能保持镇定从容，安排好每一次的流程。

不管在哪，室内还是室外，她都会准备好纸和笔，一边观察一边倾听一边快速记录着要点，仿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度蕴含着关键的信息，展现出社工该有的专业以及成熟稳重。

其实我很清楚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女儿习惯了那边的生活，同时我也相信她在那边过的一定很开心。对于她是否能回来这件事本身我已经没有那么执着了，更多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儿子和我的父母。

但很多时候，开导我的却是父母、儿子还有身边的朋友。

这次的社工报告耗时大半年，虽然这位社工企图还原整个事情，给出最优的结论，但确实很多证据很多文件早已经淹没在时间的洪流中。

李孝霖面对社工，试图用世间最恶毒的言语和最无辜的表情，证明自己才是受害者。这么多年，欺骗、背叛、言语暴力这些看似令人厌恶的字眼，在李孝霖那做起来却得心应手。

在社工完成报告的过程中，我们也按照上次法庭的指示私下做了正式的调解会，我的父母依然抱着希望，希望他们能做一个正常人。

我们家从来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，我的父亲从一开始就说，我们只拿回属于我们的，不是我们的一分都不要。

纵使他们的女儿在十年的婚姻中受了无限的委屈和伤害，纵使我父亲的心里有百般的恨，但是他仍然拿捏着分寸，为了小孩，为了我，为了这份修养，他不会随意地将情绪宣泄出来，他依然觉得大家应该好聚好散。

我父母怎么也想不到，事到如今，可能就是因为李孝霖一家知道香港的法律政策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，所以依旧颠倒是非黑白，极力要争取所有不属于他们的财产，好像要用这场离婚来发家致富。

「我就是要她所有的财产分我一半。」

李孝霖肆意张扬，像一只狂放的猛兽，谁也无法阻拦他的疯狂。

「如果这样的话那没有什么值得谈的。」我对调解员说，「这不是一个调解该有的态度。」

「没有关系，我无所谓。」

李孝霖得意洋洋地耸耸肩，语气中透露出有恃无恐的样子，他用尖酸刻薄的语言，毫不掩饰他的无底线，而他的父母也陪他一起疯狂了。

毫无疑问，调解失败了，但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当我的父母再也不对李孝霖一家抱有希望时，我却如同一个旁观者，静静地观察着一切，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悲伤与失落，我的内心早已习惯这样的失落与打击。一个连社会道德伦理，连法律都无法牵制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良心发现。

不知道是社工有意为之？还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在帮我？亦或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让她不小心写错了？我们已无法考究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，在第二次的社工报告的结论里，赫然写着：

「家庭子女1归呈请人，家庭子女2归呈请人」也就是说，不看内容，只看结论，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是我的。

看到这样的结论，我不经觉得有点讽刺，正如贝卡利亚所说的，「迟到的正义非正义」，公平和正义都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如果没有在有效的时间里得到恢复和补救，而让我们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接受另一轮的煎熬，这就不是正义和公平了，对我们也没有任何意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