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下旬，上海出梅了。

出梅之后就是三伏天的前奏——闷热、暴晒、空气像蒸笼。地下的“有戏”剧场反而凉快了，恒温二十度左右，简直是天然的避暑洞穴。来看演出的人多了一些，其实不全是为了看节目，有些人纯粹是来蹭空调的。

雷刚对此喜闻乐见：“蹭空调也行，只要进了这个门，就是我的观众。”

苏屿对此的评价是：“你这经营理念，跟摆地摊有什么区别。”

“摆地摊怎么了？摆地摊也是一门艺术。你看那些在夜市摆摊的大妈，吆喝声的节奏感比我们剧场那些脱口秀演员强多了——”

“你少跟大妈比。”

“我这是夸大妈！”

这样的对话每天至少发生十次。老周已经习惯了，坐在音控台后面戴着耳机假装听不见。

苏屿在剧场已经工作了一个月，成了剧场实际上的艺术总监。负责演出的技术统筹：灯光方案、音响调试、舞台布置、演员对接。他甚至开始参与节目策划——虽然他上台演小品之类的剧目，但会从观众视角给出意见。

“这个脱口秀的段子太碎了，没有主线。”

“这个背景音乐的歌单顺序不对，应该把慢歌放在前面，快歌放后面。”

“这个话剧的转场太慢了，观众会走神。灯光在换景的时候不要全灭，留一盏追光在舞台侧面。”

他的意见总是准确的。雷刚对此感到非常高兴，甚至很多次邀请苏屿尝试一下喜剧表演，但是苏屿并没有兴趣。

他的剧场在变好。他的生活在变好。他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出租屋是干净的，厨房里有人在煮粥，空气里飘着米香。他晚上回到家里，沙发上没有堆成山的衣服，茶几上没有外卖盒，还有人为他留着一盏灯。这种感觉像是在一片沼泽地上，慢慢长出了一棵树，它的根只会越扎越深。

苏屿的变化是细微的，他开始说话了。以前他的回答通常是“嗯”“不”“行”三个字打天下，现在会说完整的句子，还会和雷刚拌嘴了。比如吃早饭的时候，他会主动说“今天买条鱼吧，我给你做松鼠桂鱼”——然后两个人就“松鼠跟桂鱼有什么关系”这个问题展开一番无聊的讨论，最后往往是以苏屿的一个标准的白眼结束对话。

他的体重也在恢复。雷刚偷偷观察过——他以前穿T恤的时候，衣服总是空荡荡地挂在身上，美则美矣，却只能观赏。现在稍微有了一点填充，肩膀和胸口的线条把T恤撑起来了一点，皮肤也更加通透，有光泽了。总算让雷刚松一口气，他之前真的很担心这个人会被风吹走。

他的睡眠也好了。雷刚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经过卧室门口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听一听。以前经常能听到翻身的声音、偶尔的呓语、甚至隐忍的喘息（噩梦），但最近这些声音越来越少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均匀的、平静的呼吸声。

但有一件事让雷刚非常意外，他很少看到苏屿用手机。不像大多数年轻人手机不离手，随时随地刷社交媒体。苏屿的手机大部分时间放在口袋里或者桌上，屏幕朝下。他不刷朋友圈，不玩游戏，不追剧。偶尔接个电话——雷刚猜测是他妈——但每次都很快挂掉，挂了之后会沉默很久。

有一天雷刚无意间看到苏屿的手机屏幕亮了，是一条微信消息的弹窗。他没看清内容，但看到了发送者的备注名：“勿联系”——无论哪种情况，都不是一个好故事。

出事那天是六月二十七号，一个周六。

下午有一场企业包场——不是上次那个差点黄了的单子，是新的一个客户。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年中团建，包了下午场，要看脱口秀加互动游戏。苏屿负责技术统筹，老周管灯光音响，雷刚自己上台主持——这是他最擅长的活儿，贫嘴逗乐是他的强项。

下午一点，客户到了。三十多个人，有男有女，叽叽喳喳地走进剧场。雷刚在门口迎接，穿了一件稍微像样一点的衬衫——白底蓝条纹的，苏屿帮他挑的，说他之前那件灰色Polo衫“像工地上搬砖的”。

“欢迎欢迎！各位请进！”雷刚笑得跟朵花似的，一边引座一边贫嘴，“今天是周末，大家来我们这儿就当自己家，该笑就笑，该闹就闹。我们这儿隔音不好，但没关系，楼上住的都是老人家，他们耳背。”

底下笑了一片。

苏屿站在音控台旁边，戴着耳机，检查音响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袖T恤和一条黑色工装裤。这是他的日常穿着，永远是深色系、长袖、不露皮肤。他把头发扎成了一个低马尾——最近张长了，还没去剪——用一根黑色的皮筋，干净利落。

两点钟，演出开始了。雷刚上台。

他今天状态很好，开场五分钟就逗笑了全场。他的风格是那种“自黑式幽默”，拿自己开涮，观众特别买账。

“你们看我这个体型，”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还会故意憋一口气鼓一鼓，“像个成功人士吧？别笑，真的。我当年在东北文工团的时候，那是标准身材。现在嘛——标准变了。“

台下哄笑。

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互动游戏环节。雷刚从观众里拉了两个人上台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，让他们比赛用方言说绕口令。场面很热闹，那个男生说的是粤语，女生说的是四川话，雷刚在旁边用东北话搅局，三个人在台上鸡同鸭讲，底下笑得前仰后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