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午难得没有演出安排。

七月的上海进入了一段闷热的天气。剧场里没开空调——老周说空调压缩机坏了，修一下得八百块。雷刚说先等等，等天凉快点再说。老周翻了个白眼：天凉快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空调了。

下午三点，苏屿在舞台上练完一组基本功，坐在地上擦汗。雷刚蹲在后门那里修那扇已经修了三次的门——门轴松了，关不严实，一有风就咣当响。

“苏屿，”雷刚头也不回地说，“出去走走不？”

苏屿把毛巾搭在膝盖上：“去哪？”

“随便走走。在这地下一层待久了，人都快发霉了。”

苏屿想了想，站起来。

“等我换件衣服。”

“换什么换，你穿那件白的就行，在衣柜里——不是，你往哪走？”

苏屿已经往楼上走了。二十分钟后，他下来了，穿了一件浅黄色的 T 恤，看着人都活泼了起来。

“走吧。”

雷刚想了想：“去江边？”

苏屿没反对。

他们坐地铁到外滩。

从长宁到外滩要换一次线，在静安寺转二号线。下午四点多的地铁不算挤，但也没空座。雷刚站着，一手抓着吊环，一手举着手机刷短视频。苏屿站在他旁边，一手扶着立柱，看着车窗外的黑暗。

地铁从地下钻出来的那一瞬间，阳光猛地灌进来。苏屿眯了眯眼，看到窗外的黄浦江在阳光下闪着碎银般的光。

他小时候跟他爸坐过一次轮渡。从浦东到浦西，两块钱的票。他爸把他扛在肩上，江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。他妈不在了，就他们爷俩。他爸指着江对面说：“小屿你看，那边就是外滩，以前洋人住的地方。”他问：“洋人为什么走了？”他爸说：“因为这里是中国人的地方。”

那是他记事以来最早的记忆之一。他爸的声音很低沉，带着苏州口音，说“地方”两个字的时候会带一点软糯的尾音。

现在他站在地铁里，窗外的黄浦江跟二十年前是同一条江。但他爸不在了。

“到了。”雷刚的声音把他拉回来。

南京东路站。人潮涌动。他们从三号口出来，沿着南京东路往东走。游客很多，举着手机拍照的、举着冰淇淋舔的、举着导游旗领着一群人走的。雷刚走在苏屿右边，靠近马路那一侧——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这个习惯。

走到外滩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。太阳开始往西沉，光线从刺眼的白变成了柔和的橙。黄浦江铺在面前，对岸的陆家嘴三件套——上海中心、环球金融中心、金茂大厦——在夕照里像是三根插进天空的玻璃柱。江面上有几艘驳船慢慢移动，拉出长长的尾波。

“人好多。”苏屿说。

“上海的外滩就是这样，什么时候人不多？”雷刚领着他往南走，走过十六铺方向，人渐渐少了一些。到了一段靠近防汛墙的步道，旁边只有零星几个跑步的人和遛狗的老太太。

他们沿着江堤慢慢走。江风从东面吹过来，带着一点水汽和隐约的柴油味——驳船的发动机。风把苏屿身上那件T恤吹得贴在身上，勾勒出锁骨和肋骨的轮廓，像一棵站在风里的白杨。

雷刚走在他旁边，余光偶尔扫一眼。

“你以前常来这儿吗？”雷刚问。

“没有。只有以前上学的时候，会和同学一起出来玩，到半夜才打道回府。”

“半夜的外滩什么样？”

“跟现在差不多。就是人少一些，灯全亮着。”苏屿停了一下，“感觉整条江都是你的。”

雷刚笑了：“那你现在来，感觉呢？”

苏屿看了他一眼：“差不多。”

他们找了一段矮墙坐下来。

防汛墙上面有一排石墩，两个人并排坐着，面朝黄浦江。江面在夕阳下变成了一面巨大的铜镜，对岸的建筑倒影在水里摇晃、碎裂、重组。一艘游轮从下游驶过来，船身上写着“浦江游览”四个大字，甲板上站满了拍照的游客。

“雷刚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说相声多少年了？”

“八年。正经在台上说的那种。之前在团里学，最开始就练基本功，算上那会儿的话得十二三年了。”

“为什么选择说相声？”

雷刚想了想：“不是我选的，是我师父选的。我七岁被送去文工团学员班，那时候啥也不懂，师父看我嘴皮子利索，让我学相声。”

“你觉得什么样的才算是好的相声演员？”

雷刚愣了一下，这问题太直接了。

“有……观众。”他想了想说，“好的相声演员心里得装着观众。你站在台上，得知道他们想听什么、怕什么、乐什么、愁什么。你把他们的日子说到段子里，他们就觉得——哎，这人在说我呢。这就对了。“

苏屿没说话，看着江面。游轮过去了。江面重新安静下来。夕阳已经沉到了对岸建筑的后面，天空从橙色变成了深紫色，像是一块被浸了染料的绸布。

“跳舞呢？”雷刚反问，“你为什么想跳舞？”